编者寄语：《天鹅学报》名称来自苏格拉底梦见化为天鹅的柏拉图，是一份来自岭南师生的联合原创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当前或过往世界经济的某一个切面。我们力争实现经济学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那场火是如此的彻底，乃至于广州十三行彻底遗失在千年商都的视线里。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对广州发起攻城。次年1月12日，英军登陆西濠，纵火烧毁十三行商馆区东西沿江带的所有洋行，连同数以千计的民房。

于是自乾隆帝1757年设“一口通商”来百年间，广州城郭货通万国、熙来攘往的喧嚣繁闹，香珠银钱堆满、彩绣锦缎凌罗的漾影浮光在星星火火中化作飞灰；考知西洋诸物建造、外情采访、医术介绍乃至中国近代银行事业仿行、中外货币倾融兑换之嚆矢随风涣散。

盖若1832年对广州十三行发出“地球最远一端大修道院”抱怨的《中国快报》——那里隔绝尘俗与欢爱，热血沸腾如欧洲正步入一片光明民主政治前景的消息于耳边响过，也如远方战斗传来的怒吼声般细若游丝，在二十余年后这方土地无处寻觅时再回首，怕是也会生发“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嗟叹罢。

曾经沧海一飞灰，谁人解得其中味？

然亦可问，曾经沧海一飞灰，谁人不解其中味？

十三行踉跄踽踽几多欲坠，其时覆灭，又何尝不是不可预见中的可预见？

Part1特权下的隐秘结局

于十三行而言，“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是其殷实富庶、引以为傲的盛誉，却也暗藏着压榨盘剥、羸弱负重的败絮。当作为十三行最重要群体的行商接连走向荒凉的结局，十三行也注定难以在历史里找到可承接的后续——他们憧憬经商者之货银，又受困于为官者之花翎；他们被赋以致富的权利，也终将渐沦于至富的权力。

为商正名、在商言商，或许是对“半官半商”性质一种理性的抗拒，然而只怕感性上依旧导向“士为上等、商为末流”的积习。行商们一方面在商场上长袖善舞，享受着经商之“富”，欲专于能财擅贾；另一方面又始终眷念为官之“贵”，芥蒂于财富与地位间的失衡悬殊。于是，统治者以官衔为甘饴的“捐纳”制度在这个群体间长盛不衰，无贾不官、官贾无别成为行商们在官场和商场间左右逢源的真实映照。

不过，当日那花翎的翎羽有多轻柔醉人，就该想到用权力包裹的贪嗜日后有多怠误害人。

顶戴花翎

在征收巨额商贸税款、捐官钱款之外，清廷常以皇室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等各种名目向行商勒索摊派，假借洋货采办或明或暗示意行商进呈珍巧，广州大吏亦不时搜寻稀罕玩物媚上或据己，所花费的银子却转嫁保商……行商显富显贵之时，倒也无妨于此，也许还乐在其中；然而一旦行商经营败没，情况便大不相同：据史料记载，仅1773年至1832年的六十年间，清廷以“报效”为名对行商财产的超经济掠夺便有18次，总数高达395万两白银；行商为内务府购置洋货所需缴纳的贡银亦从1793年的5.5万两定额增至1806年的20万两；及自身经营重负之下，十三行公会甚至致函英国大班，请求其不要运来足以致他们破产的自鸣钟、音乐唱机、机械玩具等昂贵货物。

凡此种种皆荒诞得不可理喻，却又不言而喻——十三行特许经营致富的权利自发生之时起，便深刻着权力的印记，除非摆脱，否则其救赎之路，便是条不归之路。只是历史同样也难以言喻——昨日欢迎公行废除之行商，需与公行同归于尽；今日公行之废除，便再无与商行一同重生之行商。玉石俱焚与委曲求全之间，他们只能选择后者，一条漫漫修远而无善终的不归路。

Part2划过夜空的彗尾

十三行并非无所承载、无所希冀。

行商们固然在旧格局中守望，在尊华攘夷的天朝思维中踯躅于“中国的世界”，可他们也在新视野里观望，在熙熙攘攘的中西商贸里寻觅那“世界的中国”。

信用汇兑、契约精神、有限责任、复式记账……寻寻觅觅里，近代中国商业文明的渊薮在十三行悉数可见；不拘一格的务实、不守一隅的进取、不定一尊的包容……千年商都所涵养的品格尽致淋漓。在与西洋接轨的过程里，行商们敢为人先，为十三行开拓出一整套以信贷为基础运作的贸易体制，进而愈见来广船舶云集、来华商贾繁众，诗词歌赋连同其所称颂的广彩广绘、广绣广缎亦远扬海外。以今时回看过往，仍觉封闭大清中可见一扇明敞之窗，属实惊异，便如划过夜空的彗尾，虽然短暂，却桀骜而有力量。

十三行外贸的兴盛气象

由此，也更抱憾于行商群体在时局裹挟下由失望到逐渐无望、最终绝望的结局。

信贷贸易的漏洞渐显弊病，行商向内地采办茶叶、瓷器等商货需预付现银，洋货滞销的损失却也由其承担，同时官府压榨的步履不停，经商所获的白银无法再投入贸易。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直至乾隆末年，十三行的流动危机初现端倪，举外债经营的行商比比皆是，而彼时，广州口岸的借贷利率已高达20%至40%，这些商人就这样在不经意的高利贷陷阱中深陷“商欠”，而最后，又在天子“怀柔远人，加惠四夷”的自尊里破产流放、垮塌末途。

Part3当贸易逐渐失去“控制”

“控制”，似乎是广州十三行贸易语境下不离其宗的关键词——无论“以官制商”，抑或“以商制夷”，广州贸易体制的框架处处有“制”的印记。

控制是十三行体制的优势:十三行之所以有辉煌过往，离不开其体制在促进贸易、取悦朝廷与控制外夷、安抚朝廷间的灵巧弹性。但控制也是十三行体制的缺陷:它无法改变政策的实际运作以应对外来变化，用以适应地方管理架构的资金和权力也都被中央抽走，为控制内外冲击所付出的努力皆成徒劳。当无效控制在“看得见”里无动于衷，有效控制却在“看不见”里逐渐失去，十三行便也只能在一片片静默中走向失落的必然。历史，是要使看不见的，被看见。

比如当年孟加拉土地上罂粟花开得妖艳，“嫩实兹”号军舰来得明目张胆。

1757年，中国一口通商；同样也是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

巨额的茶叶贸易需求置英国于持续的贸易逆差与白银外流境地之下。普拉西战役大胜没过几年，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便将扭转不利局面的目光投射到孟加拉这片罂粟花盛开的热土之上，正式提出以鸦片输出换取茶叶的计划。1773年，该计划得到英方批准并正式实施，鸦片入境量自此逐年攀升。1778年，美法条约的签订使英国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加剧了英国的银根紧缺，而为弥补国库因战事带来的亏空，东印度公司竟公然派出装载有4000箱鸦片的“嫩实兹”号军舰驶向中国。

然而，粤海关什么都没看见。

禁烟令形同虚设，且禁之愈严，愈有利润，走私愈甚，灰色收入的空间愈大。除了看见当局的无能、无奈与无所适从，时人同样什么都没看见。于是鸦片倾销的试探不再只是试探，而逐渐演化为猖狂。十三行的贸易控制体制和海防机制越来越不堪重负，十三行，也如同搭建在流沙上的建筑，摇摇而欲坠。

Part4最后的稻草

无疑，贸易控制体制需要自上而下的变革。但长期以来，广州贸易体制的优势掩盖了其缺陷不断暴露的事实，贸易量的增长徒增加送缴朝廷的关税收入，朝廷当然不会有动力去反思体制存在的问题；而于地方官而言，走私是合法茶叶贸易的补充，在极为有限的任期里，他们求索的是如何充实自己的腰包、政绩，如何丰盈天子的国库，而非行拒绝纵容、举人财物力消灭禁品等不讨好之事，变革自然也无从谈起，便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的所谓体制生命力。

不过，看不见的变化实在太多。

历史的转折往往不发生于表面上的惊涛骇浪，而积蓄于那些不以为意的涌动暗流。

1842年画家笔下的广州十三行

及至19世纪30年代，欧洲大型东印度公司基本上都失去了对广州贸易的控制，而在规矩森严的公司大班日渐式微之时，随之崛起的却是傲慢寻衅、毫无秩序的“港脚”商人。1834年，所有垄断贸易公司都停止对华派遣商船，此时，散商便彻底取而代之，在广州城独步“天下”。随着报刊传入，散商的利益与声音被团结起来，而汽船则克服珠江水文条件的限制，激励其意图兑现，从而极大削弱了广州贸易控制体制的基础。1842年，当鸦片战争败终于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粤海关一口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加之东西关的大火重创，十三行似乎也随同其底下的流沙，流向了涸止的尽头。

这是一场浩荡的跋涉，因它跨越百年，极尽华丽，极尽悲凉。

可商都蹀躞千年，更极尽浩荡。

遗失的，抵抗了遗忘。

十三行虽在火光中步入尘埃，但于广州而言，落寞一幕，只是剪影、只是片段。当看不见的被看见，遗失的不被遗忘；商贸沃土颐养千年，新兴业态向阳而生——千年商都，便芳香如故。